戴爱莲基金会于2011年8月8日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正式成立。有关戴爱莲先生和特多的故事，中国驻特多大使杨优明曾专门撰文作了介绍。文章题为“戴爱莲与特多”，刊登在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2010年6月17日第6 版，全文如下：

　　戴爱莲先生是中国现代舞的先驱，有着中国“现代舞蹈之母”美誉。但很少有人知道戴先生出生在特多。我是上任前才听说的。到特多之后，曾经问过几位当地华人，出乎意料，他们竟也不知道。几经周折，才终于找到戴爱莲先生的一个侄子。戴先生果然与特多有渊源。巧的是，此时我也偶然在书架上翻到一本2006年出版的华人抵特多200周年纪念册，里面便有一段戴先生的确凿介绍。

　　大约90多年前，也就是1916年，一个小姑娘降生在特立尼达库瓦市一个华人家庭。她在首都西班牙港长大。因为特多多彩多姿歌舞传统的熏陶，她从小就迷上了舞蹈。她5岁开始学习芭蕾，14岁离开特多到英国伦敦继续她的芭蕾之梦。上世纪40年代，她回到香港，开始学习和探索中国的传统舞蹈艺术。新中国成立之际，戴先生已经成为声名卓著的舞蹈家。她回到中国，先后出任首任北京舞蹈学院院长，中央芭蕾舞团团长。退休后为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会长，在上世纪80年代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协会理事会副主席。

　　戴先生在特多，名字叫爱莲·艾萨克，而不是戴爱莲，其父阿尔弗雷德·艾萨克，母亲伊蕾娜·弗朗西斯。她在家排行老三。这是一个地道的华人家庭，但从她父母的名字上完全看不出这一点。我曾在欧美不同国家任职，接触过许多华侨华人。他们把姓氏看得很重，虽然外文拼写各异，但都保留着中国百家姓的传统姓氏。像特多这样完全不用中文姓氏的，我还是第一次碰到。同特多华人接触多了，我才了解到，原因是特多与中国相距遥远，旧时交通不便，久而久之这里的华人便失去了与祖籍国的联络。他们为了生活，也需要更好融入当地社会，不少人遂改用更容易为当地人接受的姓氏代替。戴先生家原本姓戴，她是后来才改回原姓。

　　作家冯骥才写过一篇《在雅典的戴先生——纪念戴爱莲》的文章，文中提到戴先生的“汉语远不如英语来得容易。她的发音像一个学汉语的老外，而且汉语的词汇量非常有限”。我在国内读此文时曾感到不可思议，到了特多才发现，华人在特多200多年，土生土长的华人大部分已不会说汉语，甚至连广东话也不会说。每次华人社团搞活动，我都需要用英语讲话，也用英语同他们交流。他们说英语带着浓重的特多口音，软绵绵的，有点吴侬软语的腔调，极有韵味。他们的肢体动作，面部表情竟也同其他民族的特多人无异。戴先生14岁离开加勒比故乡时，从未学过中文，对中国文化也所知有限。她真正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应该是在到了香港，尤其是回到大陆之后，那时她已经三四十岁，步入中年了。以这样的年龄从头学习中文实为不易，她像老外一样说汉语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　　戴先生的艺术熏陶大抵也是如此。特多有5000多平方公里，100多万人口，是东加勒比最大的岛国，其民族组成主要有非洲裔、印度裔，各约占40%，外加欧裔和华裔等少数民族。两个主要民族都能歌善舞，一个奔放，一个柔美，相互影响，相互融合，同时兼收并蓄其他民族元素，形成特多独特的特多文化。特多文化以其闻名遐迩的狂欢节和加勒比小调为标志，领导着东加勒比文化艺术的发展潮流。根子上，戴先生受的是特多文化影响，这种影响应该贯穿于她的一生。她后来去英国学习芭蕾和现代舞，又接触了中国音乐舞蹈，使她集东西文化、非洲与拉美文化于一身，成为独一无二有着杰出贡献的世界级舞蹈家。

　　戴先生是中特文化交流的先驱。是她将特多文化带到中国，并将之融进了中国文化艺术中。作为舞蹈教育大师，她在中国桃李满天下。我想，戴先生为中国和特多文化交流做出的巨大的贡献是不能忘却的。我想应该把戴爱莲与特多的故事写出来，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。